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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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李敬铨传略

更新时间:2022-05-11 11:35:01点击:

李敬铨传略

刘明义

李敬铨,字子衡,又名李国栋,曾用名李敬泉、李镜铨、李英杰、李铨、李金泉等。原籍济南历城鸭旺口村。一九○四年生于济南市奎文街。其父原在济南经营小煤炭店,在李敬铨出生前几个月即病故,其家境遂日渐贫困。李敬铨到了入学年龄,其母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供他读书。先念私塾,后入小学,读完小学后,考入了济南师范讲习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李敬铨初步接受了新思想,积极投入了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三年,青岛大康纱厂派人来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与济南一中、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的一批学生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该厂是日本人开办的,厂里的工人直接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就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反抗斗争。

一九二四年,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展工作,李敬铨便最早起来参加了活动。他同司铭章、苏美一等人首先同党领导的胶济铁路总工会发生了联系。他们根据党的启示,学习胶济铁路总工会的经验,在本厂工人中间开展了积极的组织活动。到一九二五年三月份,秘密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李敬铨同司铭章、苏美一等被推为工会的负责干部,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便发展了会员八百余人。工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厂方的注意和惊慌,他们企图一举将刚刚诞生的工会组织扼杀在摇篮中。四月十八日,日本警察趁工人上班之际,持枪在“华工宿舍”强行砸门撬锁,进行搜查,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逮捕了三名工会干部。李敬铨等工会领导人得知消息,立刻发动工人,于当日下午六时,团团围住了工厂的人事系。当晚十点,在情绪激愤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日本厂主被迫将逮去的三名工会干部放回。这天晚上,李敬铨、司铭章等立即将厂里的情况向青岛党组织和中共山东省委派到青岛指导工运的王用章做了汇报。青岛党组织立时召集大康纱厂李敬铨等三十多名工会干部开会,研究对策。会上一致决议举行全厂大罢工,并立即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等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执委会下设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各股。在罢工期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李敬铨等人被推举组成了谈判代表团,负责与厂主谈判。经过一整夜的会议和布置,一切罢工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工会遂迁到四方小学和四方机厂宿舍秘密办公。

四月十九日晨,工会号召工人于四月二十日晨六时举行罢工,并将罢工宣言送日本厂主和中国警察局,向他们提出了要求条件。日本厂主立即打电话给青岛警察局要调派保安队于二十日黎明前去镇压。工会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提前六小时举行罢工。工人们接到提前罢工的命令,立刻行动起来。全厂四千多工人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分头占领了大康纱厂及华工宿舍。工人们手持各种武器,镇守在车间内外,宿舍前后。厂门口的门楼上挂起了罢工的大旗。罢工执行委员会主持召开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散发了《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和《告军警书》。《泣告书》列举了日本厂主压榨工人的罪行,阐明了工人罢工的目的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又发动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也举行了罢工,使罢工队伍骤增到一万三千余人。大康纱厂点燃的罢工烈火越烧越旺,钟渊、富土、铃木等也都相继举行了罢工。这一场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联合罢工斗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致使全国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岛纱厂的大罢工,从上海派工会代表江元清、张佐臣携款赴青慰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吴雨铭赴青慰问,中共山东省委派刘俊才、王翔干、李慰农到青岛指导罢工斗争。

大康纱厂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编了军歌,并组成了武术纠察队,严厉教训了破坏罢工的工贼。厂主在内外压力之下,又眼看着纺机正在锈蚀,势不得已,只得答应与工会代表谈判。李敬铨、司铭章、李春荣等代表,在先后二十二天的谈判中同厂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厂方于五月九日答复了改善工人待遇等五项条件,并签订了复工条约。于是,李敬铨等人遂指挥罢工委员会于五月十日下午三时,召开了由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和学生、商界代表等一万八千余人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

大康纱厂工人复工后,厂主却迟迟不履行条约,并在积极策划开除工人领袖、强迫解散工会、武装镇压罢工工人的阴谋活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作,听取了青岛市委负责人李慰农关于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的汇报,指出:“这次纱厂罢工虽然胜利了,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大家想想看,敌人能从此甘休吗?必须估计到他们可能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正确地认识时局。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的预见是正确的。五月中旬,大康纱厂厂主便公然开除了李敬铨等五十名工会代表,每人发给九个月的薪资,让警察厅出面驱逐离青。李敬铨等五十名工会代表坚决反对,弃钱不要,仍住在四方一带不走,照样开展工会工作,为工人办事。五月二十四日,工会得知警察厅台东镇分局局长陈涛阴谋于二十五日下午率警前往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取缔工会,遂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四方党支部的领导下做出了应变决议:一、会议文件全部收藏,停止办公一日;二、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三、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工会命令,三厂同时停工,工人不出厂,也不工作,直到牌子归还时为止。会后,李敬铨等工会干部马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传达工会的决议,发动工人严阵以待,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反动军警首先围困了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工会立即下达了罢工的命令;不到一小时,三厂一律停车,并将警察厅长团团围住。第二次罢工一直闹到当晚九点,警察厅请示督办公署将工会牌子归还工人之后,工会才下令开工。

五月二十八日,胶州湾突然开来两艘日本舰艇。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张宗昌又出动了驻青岛海军陆战队两个营,陆军两个营,青岛保安队两个大队和一批便衣警察,共约三千人左右,偷偷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和工会办事处,武装驱赶工人出厂,大肆绑架工会领导干部。即日清晨李敬铨便在大康纱厂宿舍被秘密绑架逮捕。这一天,工人纠察队和反动武装发生了冲突,当时就有八名工人被打死,十七名工人被打伤,七十二名工会干部被绑架逮捕。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对纱厂工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成了“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线。

李敬铨等七十二名工会干部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被解到瞥警察厅东镇分局,全被关在一个大禁闭室内。李敬铨和工会领导提议召开了全体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由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等承认是罢工领导人,并承担起全部责任,其他工会干部尽量避免暴露身份,还统一了受审讯时的口径。敌人审讯后果然将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李怀材、闫思栋、范喜祖六人作为罢工首犯,并解送到济南执法处关押。

“青岛惨案”拉开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帷幕。“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全国人民都声援支持在青岛惨案中被捕的工会干部,李敬铨等人在狱中和军阀当局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军阀张宗昌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得不于七月一日将李敬铨等六名工人代表释放。

据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申报报道:“本日(七月一日)下午,该代表即函执法处。事先济南学生会,市民雪耻会,各界外交后援会等对沪案各团体在省教育会大楼筹备欢迎。届时用马车两辆赴执法处迎接代表者。御车者手持红旗,上书欢迎工人代表出狱字样,各代表胸前均悬红花,沿路观者如堵,均欢呼工人代表万岁。至会场后即振铃开会,由李郁亭主席致欢迎词。略谓:工人代表系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被捕,并非要求个人权利,为国牺牲,真堪钦佩,特开会欢迎之。次由(学生会代表)吴石美致欢迎词,工人代表李怀材、苏美一致答词称谢,并谓不能以被捕即屈服于帝国主义者,将来决仍继续奋斗,继续演说者有范予遂、王铭录等。六时摄影散会。”

李敬铨在获释的当天,即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由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用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秋,李敬铨被组织派回原籍鸭旺口搞农民运动。鸭旺口在济南城东北约五六十里的小清河南岸,是一个较大的村镇。镇上驻有军警缉查队三四十人,还有若干马匹,敌人统治比较严紧,过河的来往行人都要盘查。李敬泉的伯父、伯母在原籍家境颇富裕,唯恐受敬铨的连累,所以不让其进家。李敬铨同苏美一来到鸭旺口,只好住在挚友街坊兄弟李敬朝的家里。李敬铨经常到四周村庄,深入到贫苦青壮年农民中去宣传革命道理,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鸭旺口、马家村、达子营是他活动的主要地点,另外也常到董家庄、曹官庄等村去搞宣传,在陈家圈、陈家岭、大王家庄等地也发展了些关系。为了把农运活动搞得更加深入,并及早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他曾邀请济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宋伯行、省委委员刘俊才到鸭旺口检查指导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后,李敬铨又被调回青岛搞工人运动。虽然他在原籍只活动了四十多天,但他却为几年后党在这一带建立组织、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敬铨到青岛后,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反动当局跟踪盯梢很紧,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之,党又调他回济南搞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夏,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到鲁北去开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入山东,他同延伯真等积极组织了鲁北八县(平原、德县、夏津、禹城、陵县、高唐、恩县、商河)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鲁北农民暴动没有举行,但在鲁北广阔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淄川矿区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李敬铨到淄川矿区领导工人运动,并协助淄川县党组织工作。与他同去的还有张洛书、宋耀庭、高升。李敬铨主要负责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们依靠工人中的党团员骨干张德水、刘洪庆等人,深入到矿区解庄、杨家庄、车家庄、宋家庄、寨里等农村的煤矿工人家中串访宣传,揭露中日资本家怎样榨取工人的血汗,中日合办的鲁大煤矿公司为什么要封查工人俱乐部等等。李敬铨还给矿工们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外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矿工起来组织工会和资本家开展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李敬铨同志在煤矿北部的龙王庙召开了煤矿工人会,参加会议的是矿西部的工人积极分子。第二天,又在原地召开了矿东部的工人积极分子会。两次到会者有二百多人,大半是外工工人。会上有工人代表控诉中日资本家及军阀的压迫剥削,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公然提前五天公开宣布一月三十日举行罢工。会后竟又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淄川县委的名义散发了标语传单。除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三八制,增加工资,救济一切失业工人外,还提出了召开工农代表会议,建立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与淄川当地情况不适宜的口号。当时,山东的反动统治势力还很强,军阀张宗昌得报后,便下令逮捕共产党,对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李敬铨等同志为了避免造成损失,便决定延期罢工,并及时组织了正确的退却。

一九二八年三月洪山矿区党支部,在李敬铨、张洛书等人的指导帮助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指示,认真地开展了职工运动工作。李敬铨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深入到淄川炭矿所属的八行、十行、南旺、石谷等井去串通组织工会。经过一段酝酿筹备,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在淄川炭矿套门外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了工会。工会办公的地址原是老巡警局驻的房子,他们不住了,就把门窗堵了起来。李敬铨带领工会会员拆开门窗,在门口挂起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牌子,上写:淄川炭矿工会。当时签名参加工会的有三百多人,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淄川炭矿工会在铁跻东边杨树林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李敬铨、张洛书在会上都讲了话。此后,淄川炭矿工会会员很快就发展到五百多人,石谷的昆仑分矿也公开成立了工会。同时,淄川炭矿的党员也发展到八十余人。

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后,淄川县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在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上说:成立工会很好,可是时间早了一点现在形势很紧,淄川县政府搬到马棚,省政府搬到了泰安。他让关闭工会,工会会员立即纷纷议论起来。李敬铨听后,立即站到院子里的一张方桌上进行演讲。他针对这个国民党分子的发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关闭工会。结果,国民党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进行罢工。此时,工会已搬到马家庄南庙。李敬铨、张洛书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由工会公开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在罢工前夕,李敬铨、张洛书等人为发动罢工,在蒲松龄坟墓东边的树林里,又召开了工会积极分子会议。李敬铨、张洛书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亲手组织起草了“淄川炭矿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同时又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给鲁大公司写了一封信,申述了罢工的原因,提出了要求的条件,并限于六小时内予以圆满答复。宣言和信在六月二十四日发表。对于工会提出的要求条件,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于是淄博煤矿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在李敬铨、张洛书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分矿的四千多名工人全部实行了罢工。罢工后,当班的七、八百名工人按照事前的布置,齐集在距淄川炭矿南门一里的马家庄南庙开罢工大会。中日资本家闻讯后,立即派出驻扎在炭矿的日本松田中队,到南庙去冲击会场。工人们都知道日本松田中队曾在济南参与制造“五·三”惨案,它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阶级仇、民族恨,立刻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怒火,他们和凶残的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虽然日本兵抓走了九名工人,但英勇的工人纠察队却夺下了日本鬼子的一挺机枪和两支步枪,使日本鬼子始终没有冲进会场。国民党政府当局赴现场调解。县长陈学海答复“三天内条件我可以担保”,并答应与日本兵交涉放出被抓走的工人。于是,李敬铨和工会干部商量决定,为减少损失,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各回本井进行斗争,没有工会的会令,不得复工。

罢工以后,李敬铨、张洛书等人,日夜为罢工事宜奔忙,他们利用工人党员刘洪庆管电话总机之便,偷听敌人情报,及时研究制订斗争策略。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一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中日资本家勾结的真面目,一面继续组织工人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和增加工资。他们除了向鲁大公司提出交涉外,还给矿务警察所长和工商会长等人写了信。通过十几天的罢工斗争,终于迫使警察当局和公司放出了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八年秋后,李敬铨又奉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后在济南协助当时省委的负责人丁君羊工作,省委办公地点就设在普利门外李敬铨家里。此时,李敬铨已有五个孩子,家里生活极其困难,主要依靠其妻帮人洗衣、做活挣几个钱来维持,全家时常都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李敬铨却不曾因家庭的极度困难而拖累工作。李敬铨的妻子积极支持他从事革命活动,并常为省委在他家召开的会议放哨;到了吃饭的时候,先把饭全部端给开会的同志们,而自己和孩子却常是等到下一顿饭再吃。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混入我党内的投机分子王复元、王用章二兄弟叛变投敌。十二月,省委机关遭严重破坏,邓恩铭、刘兆章、朱霄、宋耀庭等九人被捕。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拉他叛党投敌。李敬铨在了解了王复元、王用章等已经叛党投敌罪恶后,气愤至极。但他又很快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搪塞王用章。王用章见李敬铨并无意追随他叛变革命,就威胁恐吓说:“小李子,你干共产党我不反对,但不准你在济南干。你如果在济南干,我逮住就枪毙你。”李敬铨摆脱了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釆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省委研究决定铲除叛徒王氏二兄弟。同时,党中央为保存力量,将刘俊才、卢福坦、顾作霖、傅书堂、王元昌、王元盛等调离山东。后在党中央支持协助下,省委经过一番周旋,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由张英、王科仁在青岛将大叛徒王复元处决。

王复元死后,其兄王用章(此时改名王天生)组织了捕共队,疯狂地破坏我党组织,捕杀我党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下,李敬铨离开济南去天津北方局工作。他在天津活动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他回山东。此时,济南已难以立足,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省委迁移青岛。李敬铨的家里日夜有特务监视,其家属经常被迫搬家。李敬铨在济南找不到党的组织,就先回到原籍鸭旺口,在李敬朝家里住了几天。李敬朝见他胳膊上刺了条青龙,就问他为什么做这低庸之事,赵敬铨诙谐地答道:“干革命就有时刻被捕被杀的危险。我如果被枪毙了,你到时候认尸也好有个记号。”可以看出李敬铨早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李敬铨在青岛与省委接上关系后,被留在省委工作并任省委委员。后来,省委根据济南党组织破坏严重、难以恢复的实际情况,决定利用李敬铨在济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再次派他回济南组织济南特委(亦称特支),并任特委书记。省委又让寿光县委书记王云生写信介绍他到济南桑园,去找青岛大学农学院农事试验厂的王永周接关系。李敬铨于一九三○年六月、七月份,到济接上关系,就住在王永周那里。李敬铨来济之前省委曾交代:“济南在五月间已有七个同志,三个在高中当教员,四个在乡村师范当学生,前派人巡视,适他们放假返乡,现在高中三个教员已被敌人发觉,下学期难回原职。”李敬铨到济后,济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特务、便衣、捕共队遍布全城。为了尽快把被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他日夜奔忙,常常夜里不回住地。他首先恢复起乡师的组织,将支部书记于一川的关系交王永周联系。他又奔走于鲁丰纱厂、电灯公司、津浦路机务段和津浦铁路济南大厂等单位,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敬铨利用已恢复的党组织,于一九三○年下半年,在济南布置领导了鲁丰纱厂七百失业工人要求复工、在业工人要求发清欠资并反对生产“合理化”的斗争;在电灯公司组织领导了电灯工人要求发清花红,反对资方开除工人与调动工人职业的斗争;在津浦线工人中组织领导了发清三个月饭钱的斗争。李敬铨除领导济南的工运学运之外,还负责泰安党的工作。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敬铨向省委写了工作报告,并请示省委在年关前仍以上述三个斗争为中心,继续开展斗争。

十二月二十九,鲁丰纱厂举行了罢工斗争。原动车间的汽笛一响,全厂工人都停止了工作。厂外的工人也翻墙进厂,同厂内的工人一起到办公楼去找厂方开展说理斗争。厂方调厂警和国民党第十四军驻厂的一个连进行弹压,结果无效。常务董事蒋云九报告了军阀头子韩复榘,韩遂与农矿厅长王芳亭率士兵一百余人,乘汽车前往纱厂镇压,捕去了十几名工人。但厂方慑于全体工人的斗争,不得不出面交涉,放回了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工人们的一些要求。

一九三一年元旦,李敬铨趁放假之机,兴致勃勃地约了王永周到津浦铁路济南大厂找刘凤来,打算去帮助那里的几名党员成立支部。他俩一前一后相隔七、八米,直奔铁路大厂。当走到三大马路纬五路萃卖场门口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开到李敬铨面前猛地刹住,王用章、郭金祥跳下车来就将他逮捕了。

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强。叛徒们的阿谀奉承,反动当局的威逼利诱,都被他顶了回去。他同王用章等人卑鄙无耻的行径做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

国民党反动当局将李敬铨判了极刑,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斗争信心。在监禁期间,他不仅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放风时,他戴着沉重的铁镣还常为难友们表演打跟头。他向难友马馥塘借阅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随时都在作被敌杀害的思想准备,也为争取出狱而积极斗争。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李敬铨、邓恩铭、朱霄等被提出牢房。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去过堂,这是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们在牢房门口就开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高昂的口号声在夜色朦胧的济南上空回荡着。在奔赴刑场的汽车上,雄壮的国际歌声和高亢的革命口号声飞遍泉城。即日清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李敬铨,同邓恩铭、刘谦初、朱霄等二十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敬铨终年二十七岁。

李敬铨是山东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是党的忠实儿子。他为共产主义运动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辉!